北京平原地区已基本告别燃煤污染；最后一家国有煤矿今年年底将关停，结束北京千年采煤史
2017年11月14日，顺义区东水泉村，工作人员在村民家检查煤改电供热设备。记者 侯少卿 摄
2015年3月20日，被称为“长安街上最后一根烟囱”的国华北京热电厂燃煤机组全部关停。记者 王贵彬 摄
2017年6月15日，宛平城，电力工人在进行煤改电工程项目施工，把电缆引入地下。记者 侯少卿 摄
2013年11月13日，东城区琉璃井煤厂，压煤机已经停止工作，工人们坐在一起闲聊。城区供热煤改电之后，煤厂日益冷清。黄月 摄
30年工作在“地面以下”，安二同退休时，他所在的木城涧煤矿也临近了它的尾声——1998年起，北京开始大规模治理大气污染，并向燃煤污染宣战。
“战争”延续了20年。到去年，北京二氧化硫的年均浓度为6微克/立方米，相较20年前，降幅高达95%。
矿上的工友相继离开，老旧平房院里的煤棚拆掉了，锅炉房不再烧煤。环保执法队员“登高查烟囱”的频次减少，更优的技术和能源成为了煤的替身。
伴随长期的矿山开采，门头沟山体岩石甚至山体被挖空。进入新时代后，门头沟被赋予了“生态涵养发展区”的新功能定位，陆续关闭了区属全部270家乡镇煤矿、500多家非煤矿山、砂石厂。
安二同每次都会给出这样的答案。39年前，他第一次在门头沟木城涧煤矿下井。穿上井下靴子、工服，戴着安全帽，感觉井下挺宽敞。没有“路灯”照明，一人一个头灯，只能看清眼前那“一亩地”。
木城涧曾是京西最大的煤矿，1952年建矿投产，年产能最高时达170万吨，职工最多时达7400多人，建矿以来，已为国家贡献了煤炭资源7000余万吨。
北京采煤素有“发轫于辽金之前，滥觞于元明之后”之说。西部的门头沟，曾是中国五大无烟煤产地之一，以煤炭为核心的矿业文化，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安二同是土生土长的门头沟人。1980年，他26岁，来到木城涧煤矿，成为一名矿工。
矿上实行早、中、晚三班倒工作制，半个月一轮换，在井下一待就是8小时。矿上远，在井下也不能随时上来，大家都自带“班中餐”。“我们喜欢带点儿火烧和馒头，一般是好拿不会洒的食物。”安二同回忆起旧时，大家虽然拿定额工资，但积极性都很高，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
井下很“热闹”，大伙儿各司其职，掘进、回采、运料、装车，还有专门的安全员。8个小时一晃而过，大家都满腔热血，黑黝黝的脸上总挂着笑，不觉得累。
从井下上来，回到地面那一瞬，安二同总会跟自己说一句，平安回来了。这一干就是30年。
1960年到2007年，门头沟地方原煤生产量在北京市煤炭终端消费量中平均占比63.5%。伴随长期的矿山开采，山体岩石甚至山体被挖空，门头沟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随着首都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定位的战略性调整，门头沟被赋予了“生态涵养发展区”的新功能定位。
去年底，木城涧煤矿关停，彻底成为记忆。荒芜低沉的矿区让安二同倍感失落。“以前一大清早矿区里车水马龙，如今没有人烟，很不舍。”木城涧成就了安二同，这“沉淀亿万年的乌金”，承载着矿工们的青春。
至今，门头沟区陆续关闭了区属全部270家乡镇煤矿、500多家非煤矿山、砂石厂。门头沟最后一家国有煤矿大台矿也将在今年年底实现关停，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京西甚至整个北京将彻底告别自辽代至今上千年的采煤史。
2003年至2013年，北京持续推动中心城区和核心区老旧平房“煤改电”。“煤改电”居民均采用居民低谷试点电价，降低取暖成本。虽然电比煤贵，算上政府补贴，还是有实惠。
有了蜂窝煤和土暖气，就有了整个冬天。煤从矿井里出来，一部分被送到各个煤站加工，再走进千家万户。
生火时也有讲究，先用废纸把劈柴引燃，再用火钳把煤夹到炉子里。一开始总烟熏火燎的，慢慢煤变得红火，亮堂的炉子总让人满足快乐。
8月下旬的一天，北京有了初秋的模样。90岁的郭奶奶，站在院子口晒太阳、剥洋葱。
郭奶奶手指着一处空地说，瞧，那儿以前是煤棚。每年9月，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囤煤过冬。郭奶奶家一个冬天要烧500块煤，她感觉很麻烦，“每天早起先用劈好的柴笼火，还要不停换煤，火不能灭。现在就一个开关，冷了就开，方便多了。”
煤棚“旧址”现在空荡荡，旁边绿植正盎然。除了更便利，郭奶奶觉得，煤改电后，煤渣没了，环境干净不少。
她住在西城白纸坊清芷园社区，家里有5间屋子。2013年，这片儿启动煤改电。
“还不能一次上齐，没地儿囤。”谢蓓说，以前为了存放蜂窝煤备用，家家户户屋外都有简易煤棚，一般用砖头简易砌一个，四四方方类似于小杂物间。“以前从来不敢在院子里晾衣服，太脏了。”谢蓓仿佛又闻到了当年刺鼻的煤烟味。
她笑言自己不会烧炉子，结婚之前是父母帮忙烧，婚后，这活儿轮到了爱人。环境也让人头疼。家家户户烧着炉子，整条街都乌烟瘴气的，地上遍地煤渣。
用电取暖后，一个冬天下来，花费跟之前差不多，大概4000元左右。虽然电比煤贵，算上政府补贴，还是实惠了不少。
2003年至2013年，北京一直推动中心城区和核心区的老旧平房“煤改电”。按照政策，“煤改电”居民均采用居民低谷试点电价，即调低低谷电价，降低居民用电取暖成本。
除了在夜间取暖时享受较低价格，符合一定条件的居民还能够轻松的享受政府补贴。2013年后，农村地区启动煤改清洁能源。
换言之，北京民用散煤的治理，是把核心区的经验，逐步往外辐射推广的过程。其间，公众环保意识不断的提高，大家渐渐改变生活小习惯，为环境改善出力。
1998年开始，北京启动中心城区小锅炉改造。2009年起，城六区开始着手20蒸吨以上锅炉改造。随后，北京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至2018年底，北京平原地区基本告别了燃煤污染。
锅炉房给周边45万平方米供暖，有3台20蒸吨的锅炉。往年一个供暖季需要用八九千吨煤。
煤就放在室外，虽有苫盖措施，囤煤和锅炉上煤的时候，总得掀开，尤其每天上煤到煤仓，需要三四个小时。风一刮，黑尘满天。知春分校新闻发言人肖文记得，锅炉紧挨着学校办公室。不光是采暖季，囤煤的时候也很脏，起风时最严重，窗台上、桌子上一层黑，平时都不敢开窗。
“2013年煤改气后，学校是直接受益者。”肖文说，锅炉房不烧煤了，全部换成清洁能源天然气。以前的煤堆消失不见，黑乎乎的窗台成为记忆。以前虽有影响，不过跟锅炉房关系一直不错，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
锅炉房马站长如今还从事供热工作，煤改气后他轻松不少，“如果天儿不好，再没人怪到我们身上了。”煤改气虽然提高了能源成本，但政府有补贴，工作环境也好了，马站长挺开心，以前工服一会儿就黑不溜秋的，锅炉房里全是灰。
长期以来，我国保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超过80%的煤是直接燃烧使用，高耗低效燃烧煤炭向空气中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烟尘，造成以煤烟型为主的大气污染。除了家家户户的民用散煤治理，燃煤电厂和各类锅炉，是北京燃煤源污染控制的两大抓手。
1998年开始，北京启动中心城区小锅炉改造。2009年起，城六区开始着手20蒸吨以上锅炉改造。随后，北京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至2018年底，北京平原地区基本告别了燃煤污染。
赵伟算了笔账，煤改气后，每年运行成本增加8000万元。他是北京燕京啤酒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装备部部长，长期分管环保。“作为国企，要承担社会责任，作好表率。”近年来赵伟发现，企业应急生产的次数少了，证明天慢慢的变好了，“我们要留一点蓝天碧水给下一代。”
有了清洁能源还不够。最近他们正在评估，如何用最小的成本发挥最好的效果，从而逐步降低排放。
煤改气前，北京地区电厂以除尘、脱硫等改造为主。2010年，北京启动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建设，2015年，四大中心陆续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2014至2017三年间，北京削减燃煤量约850万吨，并彻底结束了燃煤发电历史。
2013年，北京发布清洁空气行动五年计划，启动“零点行动”——夜查。虽然查得严，罚得狠，企业如果改造也会有资金补助，为了鼓励改造，北京持续制定、完善压减燃煤经济政策20余个。
以往每年采暖季前几天，晏向阳都跟队友选个高楼登高瞭望，看哪儿有烟囱冒黑烟。他曾是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副总队长。“登高会带上倍数较大的望远镜，哪儿黑烟直冒就赶紧找人去查。”1998年开始，环保部门每年都派人登高查黑烟囱，直到后来北京推广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后，登高频次才逐渐减少。
“登高”颇有仪式感。几年前，每年采暖季首日，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及各区相关负责人也会登电视塔，查看有没有烟囱冒黑烟。
“一开始真有冒黑烟的，后来就慢慢的变少了。”除了登高瞭望，2013年开始的“零点行动”也让晏向阳记忆犹新。
2013年，北京发布清洁空气行动五年计划，启动“零点行动”——夜查。冬天取暖，晚上负荷最重，加上夜里容易疏于监管、偷工减料，是检测企业是否超标排放的重点时段。
那会儿总是环保监察人员加上监测人员一起，深夜12点出去，快天亮了回来，大家都冻得够呛。
偶尔还遇到棘手情况，企业大门老有狗大叫，有时候企业不配合连大门也进不去，需要反复协调。还有的企业“临时抱佛脚”，看到检查的来了赶紧上设备加材料（往碱池里加碱），不过为时已晚。
晏向阳说，虽然查得严，罚得狠，企业如果改造政府会有资金补助，“胡萝卜”和“大棒”相结合。为了鼓励改造，北京持续制定、完善压减燃煤经济政策20余个。
1998年开始治理燃煤污染至今，北京跟煤烟型污染持续作战了20年。20年，是7300多个日夜的久久为功。除了政策保障，还有一帮人为政策落实保驾护航。
“世界上没有大规模改造的先例供我们参考，只能边干边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张中平说，多年来压减燃煤，每一个政策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反复酝酿和协调。
计划怎么定、每年要改多少、能改多少？需要经过大量评估调研，这些跟气源、电力设施以及当前相应的配套保障紧密关联。然后，看大家愿不愿意改，如果不愿意，是否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困难，比如资金不足，或者施工条件困难等。
“只要定下来目标，气源过不去，我们帮你找，路过不去，我们帮你想办法。”大到资金鼓励政策、小到工程节点，每一次进展，都是多个部门共同协商的结果，张中平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现场，开过多少个协调会。“每天去两三个现场，一年下来要跑上千次。”
最难的莫过于燃气管道的铺设，路由选址尤其艰难。有的管道要穿河流、穿公园，需要得到有关部门审批，有的在山区，管道根本上不去。
以前推广清洁能源改造的时候总有不理解的声音，有人问，我祖祖辈辈烧了这么多年煤，凭什么让我改？如今，有人问政府部门，别的地方都煤改电了，为什么还不给我改？
晏向阳和张中平都认为，这是公众对压减燃煤工作的理解和认可，也说明治理有了成效，给大伙儿带来了幸福感。
“人的转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安二同愿意把人们对燃煤治理的误解，交给时间来解决，“现在大家体会到变化，也不愿意再烧煤了”。
以燃煤治理为例，企业不理解，有抵触情绪。尤其是排放达标的企业，更不理解为何要花更多的钱改成清洁能源。
老百姓对煤有感情，多年来形成的生活小习惯很难改变。加上用电的成本高，更不愿意参与治理。
如果用两个词来概括北京治理燃煤的历程，可以说非常“不容易”，措施也“超常规”。
2012至2013年，雾霾空前爆发，空气质量指数动不动就“爆表”，PM2.5忽然出现在人们面前，成为主要污染物，成为众矢之的。
人们谈PM2.5“色变”，开始变得恐慌。2013年，北京向PM2.5宣战，出台了史上力度最大的法规标准和减排措施，经济鼓励和严格执法相结合治理燃煤污染。可以说，2013年后，尤其是第一个清洁空气五年计划期间，北京一直以超常规手段治理大气，5年干了10年的活儿。
人们开始理解，环保并不是环保部门一家的事儿，需要多部门协同。大气治理也不是北京自己的事儿，需要区域协作。
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局外人，治理大气污染、改善生态环境，需要从自我做起，比如少开一天车。
北京目前还剩下多少煤？一部分在远郊山区，属于民用散煤，大概200万吨，将因地制宜逐步推进改清洁能源。
其次，北京水泥厂和琉璃河水泥厂，因为涉及危废和飞灰处理，这两处还在使用燃煤。燕山石化有一台燃煤锅炉，计划今年底淘汰。其他的还有停机备用的华能燃煤机组，其余基本都清理掉了。
